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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蒙格斯报告

党全面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的关键是资本治理问题，新发展格局下资本治理效能愈发凸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成为国家资本治理主基调。基于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理论剖析，集中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良性发展的治理路径，以激励资本有效性、矫正资本局限性、防治资本破坏性。相较于“把资本管住”的制度优势，优化资本治理效能进一步突出“把资本管好”，探究用资本节制资本的新路径，而优化资本治理要以畅通资本作用发挥为导向，通过体制创新为资本赋能，探索用资本发展资本、用资本管理资本、用资本优化资本的新途径。进而指出，要提升国家资本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水平，确保资本治理开放性和灵活性，增进资本监管精准度和效能感，强化资本信心，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来源：本文首发于《人文杂志》2025年第7期，第132-140页，原标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良性发展的治理路径》

图源：千图

当前我国资本治理面临的挑战

资本治理是当前党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的核心议题，政策主逻辑在于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一方面重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强调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金融领域，国家资本治理的主基调都在于“防风险、强监管”。这一政策共识形成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

十九大以来，中央强调“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和扩张”。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2024年4月，国务院印发意见重申“必须全面加强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总的来说，“发展和安全”成为中央关于资本治理的核心政策目标考量，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在于深化对市场经济资本理论的认识，探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良性发展及有效治理的路径。

资本治理之所以在国家政策议程中如此突出，是因为资本在现代经济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经济金融工作关系党的中心工作大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必不可少，《资本论》将其誉为“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由私人资本主导，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形式如何，说到底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是总资本家。而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由国家资本主导，资本始终处于党的领导之下，私人资本被纳入社会主义的总体框架之中，这是理解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角色、作用和功能的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结历史上国家现代化模式经验和教训，探索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新模式，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各类资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治理能力与水平，引导规范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资本治理成效显著，国家政策取向在于依法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有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通过高质量发展，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内涵呼唤适应资本功能复杂性的资本良性发展与有效治理。资本成为发展和安全的联结点，既要防止为片面追求发展忽视安全，也要防止夸大安全威胁舍弃资本，造成发展停滞和贫困。相应地，一方面要充分激励资本，发挥资本有效性，另一方面要规范资本行为，矫正资本局限性，并及时防治资本破坏性。

实践中，传统资本治理距离上述目标存在明显差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新发展格局下，要明确资本监管边界和弹性，以优化资本治理效能为重点，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既要防止监管缺位、又要警惕监管越位，避免机制不畅抑制资本活力、阻碍经济发展。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治理体制，强化资本信心，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改善社会预期。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基础，经济长期下行会损害党治国理政的根基，要以优化资本治理效能为契领，筑牢国民经济重要行业“止跌回稳”的基础，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

理论综述：对资本功能复杂性的探讨

准确把握资本功能复杂性，考验着国家资本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更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从全球经济史到世界各国发展实践，资本作用一直是现代经济核心话题。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资本的积极作用是主流认识，资本的消极作用要么被认为是“必要的代价”，要么被归咎于市场化程度较低所致。

但事实上，从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出发，资本并非局限于单一维度，而是呈现多面性，特别是资本功能具有复杂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治理而言，要充分考察资本的特点，在确保驾驭资本的同时，促进资本良性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反复强调资本是经济发展最具决定性的生产要素，资本有效性被置于首位。只存在资本匮乏的普遍贫穷，不存在缺乏资本投入的发展成就。作为政策启发，一国要全面创设有利于资本流入和资本运营的制度环境，优化要素禀赋，通过资本繁荣创造全面经济社会繁荣。这种亲资本的改革框架成为华盛顿共识核心，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无不体现这一点。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通过大规模资本投资才能彻底改变贫困落后，没有资本流入意味着缺乏发展动能。即便是对资本作出最深刻批评的马克思也肯定资本是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其他生产要素都要通过资本整合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

对此，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资本积极作用的肯定中包含着对其消极作用的否定和批评，这是唯物辩证法作为理论武器的魅力，揭示出资本的文明面及局限性。

从资本局限性角度看，将资本绝对化是对人类社会复杂多样生活的极端简化，是激进的经济决定论。把资本规模同“现代”“发达”“成功”概念人为画等号，认为不能增进资本价值创造的事物无意义，这种单一和狭隘的价值观体现的是更为“野蛮”的原始物欲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纯粹的金钱关系”。而即便是温和的资本主义反思者也无法接受这种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认为将资本绝对化会瓦解社会共同体、破坏伦理道德规范。波兰尼通过考察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从动机出发，对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嵌入性”概念。以资本为中心，用经济关系决定和重塑社会关系，对经济效率而言利好，但对于社会生活而言却是灾难，这意味着没有资本就失去话语权和生存基础，这是资本功能狭隘性的体现。范宝舟据此提出，人们对财富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表现为目的性幻想，这种幻想把作为手段的财富颠倒成为作为目的的财富，从而发财致富就是目的本身。这种手段与目倒置的观点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绝对化，加深了资本局限性，诱导社会行为主体过度追求作为手段的资本，而忽视了目的本身，相应地产生了异化问题。

更进一步地，从资本破坏性角度看，资本为求利润不择手段，毁灭破坏在所不惜。资本的本质在于不断追求价值增殖，只看经济结果而不计较过程手段，财富累积效率变成最高标准。资本驱动社会生产过程，总是同社会“阵痛”相伴，价值创造和积累不可避免地造成负面结果和消极现象。如，当原始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伴随资本积累，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变得堂而皇之，无论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还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都在既定法律框架下具备合法性。在资本主导的市场化过程中，一切自然资源、人及行为活动、社会文明都被纳入纯粹商品化范畴，交易对象、范围和边界不断拓展，不仅在横向上具有全球化趋势，持续开拓世界市场，而且在纵向上也不断侵蚀人的境况，从劳动到行为、规范、理念和价值观。在资本催化下，交往、交流、交易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三者逐渐被混淆。在商品化过程中，似乎只有价格和支付意义上的货币才具有价值，缺乏资本，人的任何需要都难以得到满足，最终将陷入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在资本转移和更替所催生的经济周期中，资本对社会经济破坏力通过有效需求不足得到最深刻展示，企业破产、社会失业、民生凋敝、犯罪丛生，国家陷入萧条。即便是资本最引以为傲的创新，也会带来创造性破坏，新型产业活动、行业组织和商业形态对传统产业替代，于要素主体而言意味着不确定性，既可能有短期失业风险，也可能是长期贫困。这是一个强迫性资源优化过程，加剧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

资本功能复杂性是对资本作用的辩证认识。笔者认为，资本功能兼具有效性、局限性和破坏性，这完整构成了资本功能复杂性解释，也是近年来关于资本理论研究的最新探讨。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创造。荣兆梓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践基础上，其资本概念具有价值增殖性与阶级剥削性不可分割的特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增殖虽然包含私有制经济的价值增殖和公有制经济的价值增殖两部分，但公有制经济的价值增殖与阶级剥削相分离，这是一个根本性区别。既有理论研究普遍反思资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以及新发展格局下究竟应该发挥怎样作用，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运行进行再认识。从资本功能单一方面进行阐释，要么过度强调资本有效性，要么突出探讨资本局限性或破坏性，似乎都不足以回答资本的时代之问。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价值问题，周丹指出资本逻辑导致资本主义困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驾驭资本，既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又克服资本生产性矛盾。更进一步地，李楠和李昀励提出在合理利用资本的同时有效驾驭其逻辑本性，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

结合新时代以来某一具体行业反思资本影响成为学界探究资本理论的主要表现，并着重关注资本无序扩张问题。从资本有效性角度，洪银兴探讨了财富理论，提出“生产力水平财富评价的重要意义是寻求发展生产力的动力，尤其是资本和科技对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从资本局限性角度，具体到教育培训领域，马健生和刘云华讨论社会力量办学中资本显性扩张和隐性扩张，剖析资本扩张的消极影响；再如乡村振兴领域，熊凤水和童政杰研究资本下乡进程中农民在多元主体利益博弈过程的角色缺失，带来脱农化、非粮化，激发乡村社会矛盾。从资本破坏性角度，具体到生态环保领域，杨俊从资本逻辑反思，资本权力对生态循环的时空压缩才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些研究均指向了对既有资本治理的反思。尹俊和孙巾雅提出，资本的本质、特性和行为规律决定了资本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驾驭自身产生的异己力量，造成资本治理困境。需要注意的是，资本的特性并非为市场经济所独有，胡怀国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要素同样存在逐利性、流动性和扩张性。相应地，这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治理从理论解释上提出迫切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治理：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

党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特别是驾驭资本有诸多成功经验，要将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从“管住资本”转变为“管好资本”，是新发展格局下对资本治理的进一步需求。林炎志将“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称之为历史性大课题。考虑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荣兆梓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存在矛盾，需要利用资本形式来协调。对于既有资本治理实践，最大制度优势在于发挥社会主义积极面，遏制资本消极面。张恂和吕立志回顾中国共产党驾驭私人资本的百年历史，指出要确保私人资本运行始终处于社会主义力量导控之下。郎旭华和冒佩华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金融治理史经验，强调战略定力优势、调控能力优势和政治动员能力优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全面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理论对资本治理效能提出新的更高质量要求。既有资本治理体系能够实现“把资本管住”的治理目标，甚至能够“把资本装进笼子”，但在“把资本管好”方面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从结果端看，“管得了人，但管不住钱”

既有资本治理体系把“人”而不是“资本”作为监管主体。监管架构更倾向于瞄准资本所有者，且以人身限制和消费约束为主。一旦出现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活动，监管方首先找到实际控制人，根据调查结论对其作出惩戒，实际控制人成为结案关键。但不应止步于此，“因为资本用脚投票”由来已久。

一方面，全球资金流动迅速、跨境转移支付便捷，国家外汇管制规避渠道多源、资产转移易发频发，造成问题企业“空壳化”；另一方面，问题企业爆雷，客观经济损失难以挽回，对投资人、尤其普通民众而言，相对于实际控制人遭受法律制裁，他们更关心能否获得经济补偿，但司法处置存在周期长、补偿低、反馈慢的特点。事实上，资本实际控制人只是资本人格化代表，过度关注资本实际控制人淡化了对资本的应有关注。

第二，从过程端看，重进入，轻退出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不是资本过剩，而是资本不足，资本在要素结构中仍处于稀缺地位，吸引国际资本意义重大。

招商引资是地方经济发展重任。在目标责任制考核压力下，吸引产业资本成为地方干部政治任务和政绩要求。为完成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官员在招商引资环节会提供诸多优惠政策，甚至刻意满足资本方特殊诉求，诸如土地开发“七通一平”、建设标准厂房和返税奖励等，千方百计吸引投资落地实现产业化。

然而，对于企业经营困难，特别是投资失败和商业破产等资本退出行为，地方政府往往应对不足。更有甚者，企业退出是当地政府过度攫取和掠夺的结果，产业资本正常经营受到严重侵扰、不堪其负，这就凸显营商环境重要性。

这种“管进不管退”的单向度产业资本应对不能支撑资本良性发展诉求，客观上助长了地方政府形式主义和机会主义，损害了资本发展实效。同样地，在金融资本相关领域也存在诸多资本无序退出现象，甚至利用监管漏洞谋求高溢价或隐秘交易、造成金融腐败。

第三，从工具端看，强力性管制手段过多，公开市场操作不足

宏观调控是政府经济职能的集中体现，“一揽子政策工具”展示政府调控的具体策略和路径。从发达国家经济调控实践看，突出特点是依靠公开市场操作，抓住有效需求，通过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这是其经济金融体制高度现代化的结果。反观中国经济调控实践，受限于结构性问题，价格传导机制存在阻滞和扭曲，仅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并不能有效克服既有挑战。

因此，政府在处置金融风险和经济安全事件时倾向于采取综合性政策手段，尤其习惯行政管制。从积极方面看，短期内能迅速控制局面，防止事态恶化，把负面影响缩小到一定范围，强化行政权威、维护社会稳定；从消极方面看，价格扭曲较重，加剧政府对行政管制等强力手段依赖，弱化公开市场操作权威性，造成市场效率损失。完善现代宏观经济调控机制要尊重价值规律，畅通市场渠道，降低资本因不当管制造成的非生产性损耗。

资本治理要进一步突出治理效能，将目标转变为“把资本管好”，更关注资本实际利得。既有资本治理体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之上，把党的领导、政府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结合在一起，在制度优势方面体现出鲜明政治性、强制性、统合性特点。

新发展格局下，适应新范式转变需要，资本治理聚焦资本这一关键发展要素，尊重资本功能复杂性，监管政策设计要着重考虑实际经济代价，增强资本收益、减少资本损失，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增进资本获得感。要防止“劣质市场主体”道德风险，尤其国家财政不能再通过全额垫资方式纵容行政兜底式风险处置。从“把资本管住”到“把资本管好”体现出资本治理的整体性思维转变，由传统制度优势转变为现代治理效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挑战，资本最密集的行业如房地产和股市等问题突出，探索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良性发展的治理路径，将有助于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对优化资本治理效能的总体性构思

资本既是治理目标，也构成治理手段。把握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适应新发展格局下资本治理新要求，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有序发展，逐渐探索用资本发展资本，用资本管理资本，用资本优化资本的路径。

当前，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多种形态资本，各类资本规模大、主体多元，要处理好不同形态资本间的关系，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为各类资本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顾海良指出，新发展阶段五种资本并存，在社会主义资本总体关系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形成有效资本治理结构对于防止特有“限制”意义重大。

资本属性是多面的，不同成分资本类型各具特点和功能，资本规模差异直接决定资本行为边界，要发挥不同类型、不同成分、不同规模资本间互补性，强化资本功能自洽性和互助性，以资本治理资本，真正实现“把资本管好”政策目标。既要发挥好资本创造性功能，又要引导资本良性健康发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及时遏止危害性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治理意味着对资本的“辩证肯定”，即对资本肯定性理解中包含着否定性理解，以及资本终将消亡的认识。

“节制资本”是重要理论突破，源自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2025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他首倡“节制资本”至今仍富有现实启发意义。该理念强调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既要使私人资本“必须竞争可显其效能”，又要防止“资本之专制”，避免造成“平民痛苦”“无恶不作”。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他在会上公开阐述“节制资本”的思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人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作为施政设想，孙中山主张征收直接税，即对资本家多征所得税及遗产税，此外，他还主张保护劳工。对于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毛泽东非常认可，认为中国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路。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实质上是“用资本节制资本”，特别是发挥国家资本对私人资本节制作用，保障社会底层民众合法权益。这种重视民生、规范资本有序发展的宝贵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如，针对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新变化，张磊等从节制资本与共同富裕角度详细讨论政策工具实践，提升资本治理效能；梁伟军和黄子睿进一步总结出以人民逻辑超越资本逻辑的思考，促使资本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刘瑞则明确提出要考虑资本所处的不同形态和阶段，禁止大资本蚕食小微资本，防止资本侵害弱势群体利益。事实上，节制资本具体路径内涵丰富，具有很大政策空间。

从历史实践看，节制资本有三种路径。

第一，用文化节制资本。通过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规训资本及其所有者，使其明确资本并非决定性因素，资本之上更有主导者。在东方文明表现为伦理道德，尤其“义利之辩”所强调的“义重于利”；在西方文明则表现为宗教，天主教强调“贪婪是七宗罪之一”，后来马克思则系统揭露出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以及资本积累的残酷。第二，用权力节制资本。权力意味着强制与控制，依靠国家合法暴力机器，通过行政命令强迫资本及其所有者按特定规范运行。如果资本有悖于权力，甚至挑战其权威，势必遭受惩罚，这是传统政商关系最显著特点。第三，用资本节制资本。资本本质在于不断追求价值增殖，在资本活动过程中，通过小资本吸引大资本、依靠大资本控制小资本，符合资本运行客观规律。就发达经济体而言，用资本节制资本，规则愈发成熟，这体现了市场“看不见的手”调控力量。就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实践中面临诸多亟待完善之处，特别是权力与资本双向扭曲，需要法治予以规范，让市场经济按法治规则运行。庞庆明和郭志伟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经过“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利用社会资本发展国有资本”“利用法治经济发展公私资本”三个阶段。国家节制资本实践探索取得丰富经验。

“用资本节制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本治理路径的新型实践。何自力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工具，要对资本发展进行科学规范和引导，充分激发各类资本活力。这就凸显了资本的工具属性，可以作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手段。不同属性、类别、规模资本具有不同功能，它们并非对立，可以通过设计引导使其相互促进，弥补彼此局限。

民营资本决策效率高、投资方式灵活，但过度追逐高利润易滋生消极后果，尤其涉及环境污染、高能耗、工作环境低配等负外部性问题。国有资本是国家经济职能或国家意志直接体现，具有权威性、政治性特点，承载社会职能，有助于促进社会利益，但决策周期长、投资效率低、市场反应缓慢。集体资本能够有效动员集体经济或社会组织中各类生产要素资源，但在投资管理专业性和决策科学性方面存在障碍。

此外，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有其特性和功能。在“用资本节制资本”的实践路径探索中，既可以用国有资本节制民营资本，也可以通过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激励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对于混合资本，可以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其发展壮大。韩喜平和杨春辉也因此提出，各类资本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都有其独特的主动性及历史责任感，要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需要和经济规律的实际情况，有序疏堵不同形态的资本，激发资本自身活力，发挥各类资本的不同作用，形成良性互补的共同发展局面。

针对各类资本具体特点，在经济发展实践中探索不同实现方式。首先，要保障各类资本充分发展、公平竞争的合法权利，形成合理有序的产业资本结构。其次，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和头部企业，通过国家资本保持政策引导力，根据实际需要保持国家资本占比规模，规范发展方向。再次，完善资本市场建设，鼓励资本投资合作，扩大资本规模、增强市场影响力。各类产业资本、创投资本、种子基金和引导基金，都可以发挥“加速器”功能，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壮大资本规模，更好发挥“耐心资本”功能。最后，通过市场并购、托管及时处置问题资本，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及时剥离“变质资本”，防止污染市场。此外，还需扩大对外开放，加大国际资本吸引力度。各类资本良性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胡云飞和戴国强指出，要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实践价值。

优化资本治理要以畅通资本作用发挥为导向。资本并不是问题症结，资本运营体制不畅才是关键，恐惧资本、谈“资”色变是不正常的。2025年2月，习近平出席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强调“党和国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这就意味着，中央鼓励支持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并促使其优势相互补充。

资本功能复杂性客观存在，要通过体制创新为资本赋能，充分发挥资本良性作用。首先，用资本发展资本。通过资本市场和融资体制为产业资本发展提供有效支撑，激发资本创造力，做大产业规模、提高市场份额，这是实现资本有效性的基础路径。其次，用资本管理资本。规范资本发展方向，矫正资本局限性，通过资本竞争淘汰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序良俗的不当经营行为，克服资本绝对化倾向，在此过程中，通过大资本引导小资本，通过国家资本规范私人资本运营。最后，用资本优化资本。资本本身具有矛盾性、在不断自我否定中前进，针对资本破坏性功能，通过有效政策引导，按市场规律办事，利用资本间差异控制破坏性行为，防止其危害性。适应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理论与政策实践要求，新的资本治理路径突出对资本规律的深刻把握，“用资本节制资本”内涵丰富，有助于增进资本监管能力和监管体系现代化。

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治理承载着党的领导与资本治理兼顾的政治思考。第一，党的全面领导并不排斥资本，二者不是对立的，资本治理被纳入党全面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的重点领域，这意味着对资本的基本态度是党要领导资本而不是要否定资本。第二，通过资本治理进一步增强党的领导，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有效发挥资本创造性作用，促进社会就业、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基础。第三，党对资本的领导建立在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基础之上，须针对资本功能复杂性，不断调整资本治理方式，适应资本治理新要求与新特点。第四，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治理经验，通过市场化调控举措，用资本节制资本，把资本管“好”，降低资本治理的过程性经济损耗，提升资本发展活力和可持续性，防止政策反复挫伤资本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重要论述，深化了新时代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律认识，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新发展格局下，中央越发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资本治理效能是一个全新课题，在理论认识和政策实践方面兼具迫切性。

总结与讨论

安全发展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已成为党治国理政、特别是资本治理的重大原则，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以资本有效治理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要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探索创新，增强资本治理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健全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相衔接的全链条资本治理体系。”这对国家经济金融监管部门探索新型资本治理，促进资本治理现代化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治理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新时代以来，中央关于资本治理的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考，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理论，也拓宽了世界范围内资本理论演进与实践的新视野。

强化经济发展支撑要明确资本治理边界和强度。资本治理并不意味否定资本、拒绝发展，更不能把资本“管死”，要重视资本治理开放性和灵活性，保持制度弹性、预留监管回旋空间，确保监管效能。资本是经济发展第一要素，只要涉及发展问题，就需要资本这种特殊生产要素发挥创造性功能。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建立适应新发展格局下资本功能有效发挥的新型资本治理框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确保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资本功能复杂性契合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治理的政策方向，有助于发挥资本良性功能，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节制资本”是务实政策选择。要考虑资本实际利得，特别要重视企业家信心，稳定资本预期。“用资本节制资本”有助于提高资本治理效能，深化市场经济资本理论的认知与实践探索，提升资本监管精准度和敏捷度，防止强监管泛化，确保经济发展活力。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实现对资本的有效治理。要充分激励资本有效性，矫正其局限性，防治其破坏性，通过各类资本健康持续共同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要让各类资本都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富裕贡献各自力量，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制度优势。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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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金伟

姚金伟，男，汉族，1990年生，山东临沂人，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原任教于国际关系学院经济金融学院，2023年9月获评经济学副教授。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兼任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中国人民银行主管）理事、青年委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风险管理分会理事，研究方向：当代中国经济与金融、国际经济贸易、新政治经济学。累计在经济管理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发表内参1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主持或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研究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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